儒释道三教是构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的主要流派，宋孝宗在《原道辩》中曾对儒释道三教给出“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功能定位，虽不尽精准，但也大致指出了三大学术流派的主要特征。“以道治身”则鲜明地点出了道教与医学（生理学）的关系。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他精辟地阐明了中医学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地位和现代价值。自古“医道同源”，博大的中医学知识体系，渊源于先秦道家，与道教互根互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标志。
同源异流：先秦道家思想派生出的两个学术体系
华夏先民在漫长的生活和生产过程中，逐步发现了生命的规律，在中华文明史的初期，早期人类发现的知识汇聚成为巫文化。此时，巫术与医术，宗教和科学，并没有明确的分离，各种学术流派也没有形成。所以，史前至先秦，人类积累的知识成为后来各家各派共同的学术源泉。尽管后来在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学术流派，但早期的中医学和先秦道家学派一样，其共同的源头都出自华夏大地。
道教以老子为道祖，以“道”为最高信仰，其经典、理论、仪轨、法则、法术等宗教要素也都宗《道德经》为源头，因此，道教是由先秦道家思想衍生出的宗教门类。
中医学则是依托于先秦道家哲学思想发展起来的实用技术门类。作为以实用性为主的技术门类，既需要以当时的主流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也需要借鉴当时的认知、判断、处置事物和问题的方法论，这一切，在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和以《道德经》为代表的道家经典著作思想的相似性中可以得到印证。因此，中医学思想体系也是以先秦道家思想为主要源头的知识体系。
价值互补：信仰、教义和法术的相互为用
大多数宗教都强调“以今生修来世”，将人生的终极追求放在去世之后。而道教则既强调得道成仙的终极理想，也重视人生在世时的幸福，追求长生久视，以生为乐，贵生恶死。因此，道教哲学的认知角度更加投向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如此一来，道教与中医就有了共同的哲学基础，因为中医本身就是一种体现人与人之间和睦融洽关系的科学技术，它作为中国古代优秀科学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开始就树立了人是宇宙间最宝贵的物类的信念，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提出的“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的思想。既然将人看成是世间最高层次的存在，那么，与道家、道教“贵生”“贵人”、以人为本、以人为大的思想自然是一拍即合。而在实用的层面上，养生学和医学实际上就是道教实现“长生不死”人生理想的工具，实际上，中医学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本身就是道教的一个组成部分。
道教有“济世”的情怀，医学是“济世”的学术，二者可以相得益彰。道教需要医学的成果以完成自己的信仰和追求，医学也需要道教的哲学思想以完善自身的理论和技术。从现有文献来看，炼丹术、辟谷术、导引术、行气术等道教修炼方术逐渐成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草学、生理学、诊断学、经络学等中医学成果则日益融入道教的修炼功课或作为弘教的工具。
在整个道学理论和中医体系中，贯穿着“人与时空环境的统一，人与自然、社会规律之间的和谐发展”这样一个命题。医生通过科学技术使人完成与自然规律的统一，道教通过宗教信仰来规范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医道同源”建立在人的感性欲求与自然时空和谐统一的基础上，体现着对人的价值的充分肯定。
可见，道教、中医二者的终极目标虽不一样，但在思想体系、方法技术、普适对象等方面却有一种相依互助、共生共荣的价值实现关系。
道以承医：宗教信仰与科学技术的相辅相成
道家思想认为宇宙有一个万事万物都必须遵守的法则，这个法则叫做“道”，天地万物都由“道”派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德”则是这个法则在人性、人伦、人情等方面的体现，符合“道”的才叫“德”。道教由此认为，人生不能违背“道”的法则。“德”有累积和循环的性质，前人的过失由后人承担责任，前人惹祸则后人遭殃，祸福的根源循环不已。只有修真道、行善事，后世子孙才能免受惩罚。这种信念成为道教信仰中最普遍的、最深入人心的行为规范。而“三一”理论恰恰是中医学最根本的理论基础，道教“德之因循”也深刻地融入中医规范职业道德的理论依据之中。
道教认为，对于自然界来说最重要的是生命，而对于个体生命来说最重要的是品德，人的健康与长寿是由身心健康交互作用而完成的，德行充实定能长寿，由此形成了道教的生命哲学。所以，道教所有的宗教活动都要求形神并重、性命兼修，强调身体健康和道德修养的双重意义，这些都被中医知识体系毫无保留地吸收并成为养生学的定理。
道教的宗教活动除了各种仪典之外，道士日常修炼的功课之一就是练功，主要有内丹、导引、服食等内容，其中以前两者对中医学影响最大，后者则是医学与道教互动的成果。
道教服食中的“金丹”，即以硫黄、雄黄、铅、汞等矿物类原料炼制丹药。炼丹的目的有二，一是炼取长生不老的药物，二是炼石为金。这些实践奠定了现代制药化学的基础，被科学史确认为制药化学的开端。而服食中的“药食”更是厥功甚伟。古代道士多远离尘世，居住在道观、山野甚或洞穴内修炼，饮食无着，生活清苦，环境迫使他们食用野生植物。通过长期修炼，道士发现了很多对人的健康有益的食品，成为他们的养生延年药物，如茯苓、白术、黄精、灵芝、菊花、松子、琥珀等。以今日的眼光看来，这些食物恰是纯粹的绿色食品，对人益处甚多。
道教对中医学的贡献巨大。古人云“医道同源”，正因为道教修炼以长寿不死为目的，客观上对医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举例如下：
1.道教文献中的大量医著。历代道教人物留下了大量医药著作或与医药密切相关的著作。《道藏》是一部大型丛书，收录了1476种道教书籍，其中70%以上与医药学有关系。医书和内、外丹专著就达150余种，关系到医学和养生的著作达900多种。
2.道教人物中的大量医家。修道之士，大都精通医理，不少道士本身就是著名的医学家，历代以医著名的道士数以千计，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葛洪《抱朴子》记载了许多药物的性能，如麻黄治咳喘、松节油治关节炎、雄黄和艾草消毒等。葛洪也是我国第一个记录天花和提出免疫法治疗狂犬病的人。他对肺结核、沙虱等传染病的认知与现代医学基本一致。陶弘景所著《本草经集注》和《名医别录》，在医学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孙思邈医术高超，被后人誉为“药王”，所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名播海内外，对日本和朝鲜的医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道教修炼中的养生实践。道教贵生恶死，以追求长生为目标，将祛病强身作为道教传教的主要手段和“得道成仙”的修炼内容，创造了大量养生理论和技术，如行气、导引、食疗、性保健、药物等养生技术。道士还有一门重要的功课是采药、制药，虽然是为了长生不老，但客观上促进了药物学的发展。炼丹术作为现代化学制药的先驱，在医学史上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道士们发明的七星丹、红升丹等至今仍被世界称为神奇的中药。此外，炼丹时发现以硫磺、雄黄、硝石和蜜等混合，可以引起剧烈燃烧，这就是黑火药发明的先声。
综上所述，道教与医学的相亲相融，体现了精神信仰和科学探索的有机结合，成为科学技术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
医以载道：道教医学中蕴藏众多的隐含奥秘
宗教中特别注重心灵的修炼，因此大都具备心理效应。道教不仅强调养生术，在其宗教活动中，也可以发现现代心理疗法、体育疗法、气功疗法。
1.道教法术中的心理疗法。道教仪轨过程中有相当大的存想成分。用现在的语言来解释存想，就是利用病人的信仰和崇拜对象、畏惧对象，用语言和行为使病人进入特定的心理状态，以达到治疗目的的一种医术。
由于患者相信鬼神作祟致病，故利用语言和行为来暗示病者，以获取心理效应。这种心理效应作为主观意识，通过病者自身的力量来祛除疾病，间或也采用调气、引导的形式。如《诸病源候论》载：《养生方导引法》云“常以鸡鸣时存心念四海神明三遍，辟百邪正鬼，令人不病。东海神名阿明，南海神名祝融，西海神名巨乘，北海神名禺强”。又云：“存念心气赤，肝气青，肺气白，脾气黄，肾气黑，出周其身，又兼辟邪鬼。欲辟却众邪百鬼，常存心为炎火如斗，煌煌光明，则百邪不敢干之。可以入瘟疫之中。”《养生方》云：“常向本命日，栉发之始，叩齿九遍，阴（默默）咒曰：太帝散灵，五老返真；泥丸玄华，保精长存；左拘隐月，右引日根；六合清炼，百疾愈因。咽唾三过，常数行之。使人齿不痛，发牢不白。”上述祝辞中充满了道教色彩，有大量祈求太上老君、黄帝的语言，恪尊青龙、白虎、玄武、朱雀等方位模式，推崇神灵降法以镇压邪恶等，并在施术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
道教禁咒、祝由能够获效的原理，主要取决于病者的主观意识状态，因此，《千金翼方·禁经》明文“不得与不信人行禁”。这是依赖病人信赖、畏惧“鬼神”的心理定势，通过暗示、慰藉等原理改善病人的精神状态，从而间接地调整病人的机体功能。如对于“鬼魅缠身”（表现为精神失常）之类患者，行法者按鬼魅姓名、所居方位等，用彩绘车马、钱帛将“鬼”送回原籍，给病人造成一种“鬼魅已去”的放松感，从而有利于病情的改善。
2.道教仪轨中的体育疗法。道士在驱疫仪式上按一定的程式踊跳跑动，如“禹步”，是一种按规程运动机体的步法。《玉函秘典》解释“禹步”的动作为：“闭气，先前左足，次前右足，以左足并右足，为三步也。”《抱朴子·登涉》则曰：“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后，次复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从左足并，是二步也；次复前右足，以左足从右足并，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毕矣。”相传“禹步”是上古酋长大禹所创，故名禹步。道士带领病人一起走动舞蹈，实质上在禁咒的名义下进行了体育锻炼，有活动筋骨、疏通经络之效，加上心理疗法的作用，对疾病终会产生良性影响。
3.道教禁咒中的气功疗法。在禁咒仪式中，无论是道士还是病人，都会处于思想高度集中的状态。道士是为了召神驱鬼，病人是为了疾病治愈，所以都要摒除杂念，进入“入静”状态。《千金翼方·禁经》要求巫师和病人“静思静念，勿生异想”。再加上用念咒的方式加以心理暗示，往往使病人很快进入催眠状态，这已经达到气功修炼时“入静”的基本要求了。气功疗法除了要求“入静”之外，更强调意念的作用，这也来源于禁咒术。《千金翼方》引古代《仙经》文：“用禁有六法：一、牙齿禁，急存气至牙齿；二、营目禁，开一目，闭一目；三、意想禁，存意以去想，诸疾以除；四、捻目禁，谓手上有十五目；五、气道禁，谓吹、呼、呵、嘘、嘻、呬；六、存神禁，存诸病在。”这段话虽然不像后世“内视法”那样系统详细，但却反映了早期禁咒术确是气功意念的渊源。
上述实例，证实了道术中确实存在不少具有科学价值的内容，可以说，这些科学素材促进了中国传统体育疗法、气功疗法、暗示（心理）疗法的发展。如果撇开宗教的目的，它实质上可以认为是上述疗法的先驱，其中隐含的治病原理，仍然值得深入研究。
大道不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
道家、中医中充满辩证精神和整体观念的思维方式是现代科学以形式逻辑、分析还原为特征的认知方式的补充和纠正。
道教、中医都遵循“道法自然”的思想，强调“天人合一”。这对现代片面强调经济效益，对大自然采取“掠夺式发展”的做法，有启示、警醒、纠偏的作用。尤其是对于生态的保护、环境的营造，又有借鉴和示范的作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认为：“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要求人类要敬畏自然，顺应自然规律，这些知识可以为现代的生态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自然无为”在养生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古人主张顺乎自然，无为而治，“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过一种心平气和，清心寡欲，并且有规律的生活，摒弃急功近利和爱慕虚荣的心态。养生先要养性，做到《道德经》倡导的“清净无为”，返朴归真，保持醇厚敦实的天性，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正是论述了贪欲的危害。《黄帝内经》中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也是强调清心寡欲，清净自然。如此，更是当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思想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成分，是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哲学思想，以道家、道教理论为基础的生态学，以易学为旗帜的天文学和地理学，以儒学思想为指导的伦理学、社会学，以及各种传统学术相互融汇而构成的理论体系，构成了中华民族坚实的文化背景和知识基础。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头。道教文化、中医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和范例，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水乳交融的知识体系。两种文化世代相传，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生活观的直观体现，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基本范式。发掘、弘扬道教、中医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就是直接参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和传播，也将为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素材和思想资源。同时，对于宗教界、中医药界自身，也会夯实文化根基，纯化、优化文化基因，使其走向更加健康、更加顺利的发展道路。
大道至简：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合理取舍
诚然，无论是道教文化，还是中医文化，抑或是“医道同源”表达出的普世价值，都存在大量神秘、晦涩、隐蔽的成分，这是历史原因导致的文化现象。这些，也正需要我们深入研究，透过历史的面纱，发掘并解释这些隐性知识。
医道学术中表达天人相应的“天有日月，人有两目”等言辞语句，当代人可能会不以为然，但其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不应被否决；医药中可能不再用虎骨、熊胆，但贯穿其中的治疗理念必然会长期保留。
此外，尽管“医道同源”，互根互用，但也不排斥与其他学术流派的交流融汇。例如，中医接受了道家世界观与方法论中的伦理道德观念，而道家与儒家在人道主义精神上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即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关系的肯定。例如，儒家的经典《礼记·礼运》曾依据原始公社的人际关系，提出了一个文明礼貌的大同世界蓝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里描绘了一个天下为公、任人唯贤、互相信赖、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丰衣足食的王道乐土景象。而在道家学说中，也处处流露出对原始氏族社会那种平等自由现象的回忆和向往，这在《内经》中就有大量的体现。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对待传统文化中的知识传承，把握其精髓而不拘泥于词句；认识其精华又看到其局限，才不会被历史认知的不足所羁绊。
[作者：王旭东，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及其现代转型研究”（12&ZD114）和中国道教协会道医集成编纂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